别因为不喜欢一位领导人，而耽误了自己的工作——兼谈跨国商业里的“零和爱国”迷思

最近看到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走在一起的照片，又联想到自己近期在参加一些公开活动时，碰到当地的市长、副市长并随手发过几张合影，心里生出许多具体的感触。

在今天高度敏感的舆论环境里，这两类照片都很容易引发本能的联想。看到大国的国家领导人，许多人第一时间涌上来的是强烈的个人好恶；而在跨国企业的圈子里，看到有人在活动场合发出与地方市长、副市长的合影，也常有人下意识地去琢磨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表态或潜在风险。

看着这些反应，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无论是面对哪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在活动场合碰到一座城市的市长与副市长，站在一家企业的角度，我们绝对不能用个人的视角和好恶去看待国家与地方的公职领导。

在企业的视野里，坐在那个位置上的长官，代表的是各自国家与城市的人民。一家企业、一位职场人之所以对他们保持尊重与热忱，本质上应当源于对那个国家、那座城市以及背后亿万普通人的尊重与热爱。

现实中，总会有人不喜欢某一位国家领导人，也会有人讨厌另一位国家领导人。作为私人个体，每个人当然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站在企业经营与专业工作的立场上，这种个人的讨厌究竟能代表什么？它能代表这两个国家本身吗？在绝大多数时候，因为不喜欢某一位领导人而带着情绪去处理工作，除了耽误自己的正事，什么也改变不了。

自然人的私人好恶，与企业的“受托人”视角

为什么在企业里做事，必须把个人对政治人物的好恶剥离开？因为在法律与治理逻辑上，“自然人”与“企业”天然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位置。

作为一个自然人，在私下的朋友聚会或家庭餐桌上，你完全可以凭个人性情、价值偏好甚至说话风格去评价一位政治人物。你可以欣赏某一个人的作风，也可以十分反感另一个人的言行。

但当你代表一家企业行事时，你不再是一个单纯表达私人情绪的个体。你肩上扛着的是对股东的受托责任，是对公司成千上万员工生计的交代，也是对所在市场千万客户与用户的承诺。

与此同时，你在公开场合面对的那个人——无论是一国元首、内阁部长，还是在活动上碰到的市长、副市长——在那个位置上同样不是一个私人个体。正如我在《国家作为公共信托》中所讨论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制度传统里，公共职位本质上都是一份代表全体国民或市民行使权力的公共信托。

对这一公职保持尊重，绝不是对某一个具体官员的私人奉承，而是对那个国家公共秩序的尊重，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天认真工作与生活的普通民众的诚意。

更深层的困局：大洋两岸镜像般的“风险误判”

如果往深处看，今天阻碍正常沟通的，还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好恶。在大洋两岸，围绕政府沟通与国际交往，正在同时上演一场镜像般的“错误风险判断”。

先看美国总部这一边：当许多美国公司的总部看到中国员工与中国政府官员交流，或者看到本地高管在参加活动时发了一张与市长、副市长的合影，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到了“合规风险”，以及害怕自己将来需要去向美国国会做解释的风险。

坦率地说，这种风险判断是错误的。

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与一位来访全球总法律顾问的午餐》与《中国的政府关系，在美国公司总部眼里意味着什么？》）中反复探讨过的，在中国，政府本来就是商业成功的一部分。 从产业规划、基础设施配套到监管标准的落地，政府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从来不只是一个场边的裁判，而是市场生态里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团队在公开活动上与市长、副市长坦诚交流，向主管部门了解政策动向、反映行业诉求，这不仅是完全正当的商业本分，更是企业在中国市场稳健经营、取得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总部把一切正常的政企互动都当成染上“合规瑕疵”或害怕被国会质询的包袱，无异于逼着本地团队蒙上眼睛在市场上赛跑。

再看国内舆论这一边：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一旦看到中国的专业人士、学者或企业员工与外国政府官员、国际朋友保持密切沟通，第一反应又往往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种判断同样是错误的。

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科技生态和一流企业，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凭空长大。中国的职场人、法务、企业家和学者去同外国政府沟通、同国际朋友交心，把中国市场的真实逻辑讲清楚，把不必要的误解拆解开，恰恰是在为国家的商业合作、供应链稳定与技术交流修桥铺路。如果把正常的涉外沟通与国际友谊都用“国家安全威胁”的放大镜去审视，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制造自我封闭的寒蝉效应，压缩中国企业与社会自身走向世界的空间。

把这两幅画面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对称：美国总部把中国员工在中国的正常政企沟通，误判成了合规风险与政治麻烦；而国内一部分人又把中国人与外国政府及国际朋友的正常交流，误判成了国家安全隐患。 这两边犯的其实是同一种病——用泛政治化的恐惧替代了专业的事实判断，最终惩罚的，都是那些在现场认真搭桥、踏实做事的人。

更底层的迷思：在对方市场做生意，就是在“替对方增长实力”吗？

在这些双向猜忌的更深处，其实还潜藏着一个今天很少有人愿意公开点破、却在暗中左右着无数决策的终极追问：作为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今天究竟还应不应该在中国做生意？反过来，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今天还应不应该去美国做生意？

不可否认，今天在大洋两岸——甚至包括美国国会里的不少议员以及许多舆论场上的声音——常常把对这个问题的质疑，当作一种潜在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表达。在这样一种视角下，大国竞争被简化成了一场绝对的零和博弈，仿佛任何一次与对方的交流、任何一笔跨境的商业与工作合作，都是在“替另一个国家增长实力”。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想法背后的战略焦虑与护国心切。但如果我们把情绪放平、回到经济与国家竞争的真实规律上，就必须坦诚而严肃地戳破这层窗户纸：把正常的商业与专业合作等同于“单向替对方输血”，是一种极为极端、且最终只会伤害本国竞争力的误解。

首先，没有任何一家跨国企业去对方市场是为了做慈善。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深耕，它所赚取的商业利润直接支撑着美国本土的研发投入与股东回报，它在中国庞大供应链与激烈应用场景里的打磨，恰恰维持了它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同样，一家中国企业去美国市场提供产品与服务，也是在全球最成熟的消费与资本市场中锤炼自己的全球化能力。商业合作的本质从来都是双向赋能，没有哪一方是在单方面给对方做嫁衣。

其次，因为害怕“对方也在合作中受益”就主张切断交流、退出市场，本质上是逼着本国最优秀的企业自断臂膀。这就好比一支世界顶尖的球队，因为担心和最强的对手打比赛会“帮对手练兵、增长对手的实力”，干脆以爱球队的名义禁止自己的主力队员上场交手。结果会是什么？三年之后，对手依然在真刀真枪的赛场上迭代进化，而那支把自己锁在温室里、拒绝一切切磋的球队，反而会在自我保护中丧失真正的竞技肌肉。

更何况，当“拒绝往来”被当成衡量爱国的标尺时，真正为这种极端认知付出代价的，从来不是在讲台上发表强硬演说的人，而是两国的普通国民与具体企业——是失去海外市场订单的工程师与产业工人，是承受更高生活成本的普通家庭，也是那些原本可以通过跨国合作更快解决技术与民生难题的行业。

真正深沉、自信的爱国主义，从来不是把每一次正常的交流与合作都草木皆兵地看作“资敌”，更不是靠禁止本国企业下场游泳来幻想对手沉没；而是相信本国企业与人才的生命力，支持他们堂堂正正地走进全球每一个重要市场，在真实的交流、竞争与合作中为自己的国家创造价值。

机构层面的尊重，是不是放弃底线的逢迎？

说到这里，或许仍有人会追问：就算两边的猜忌都过了头，但如果面对的政策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关税或监管上的摩擦，强调“出于对国家的热爱而尊重公职代表”，会不会模糊了企业的合规底线与是非边界？

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只需要看清三层最基本的事实：

第一，任何一位领导人的个人风格，都不等于整个国家；任何一次公务互动，面对的都是背后的民众。 无论你对某一位政治人物抱有什么样的个人看法，美国依然有三亿四千万努力生活、推动创新的民众，中国依然有十四亿为家庭打拼、追求美好生活的普通人。如果因为讨厌台上的某一个人，或者被零和博弈的口号裹挟，就对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采取冷漠甚至对抗的姿态，最终伤害的是当地的普通用户与企业自己的业务。

第二，机构层面的尊重，恰恰是守住合规底线的前提，而不是放弃底线。 在公开场合对国家领导人或地方市长保持礼貌与热忱，绝不意味着在反腐败、数据安全或法律红线上做半点妥协。相反，只有当你放下居高临下的审视，不再把正常的政府交流当成“合规原罪”，真正出于对这座城市与这个国家发展的诚意去沟通时，对方才听得进你的专业逻辑，你也才更有底气在桌面上把企业的合规红线讲得堂堂正正。

第三，无论是个人好恶还是极端猜忌，都改变不了宏观牌局，唯一耽误的是自己的工作。

无论一位高管多么讨厌某国领导人，无论美国国会里有多少声音把商业合作视为替对方增长实力，也无论国内旁观者多么警惕所谓的外部风险，这些情绪本身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具体的商业问题。它唯一能造成的后果，就是让团队在犹豫、避嫌和内耗中错失良机——当你在因为不喜欢某位领导人或害怕被贴标签而逃避沟通时，那些心态开放、真正尊重当地市场与公共受托人的竞争对手，正在现场解决真问题、一步步把市场赢走。

结语：走出双向猜忌，把心思放回真正的工作上

回看那两类照片——大国领导人在峰会上的握手同框，以及我们在参加日常活动时与地方市长、副市长留下的合影——它们指向的其实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

站在一家企业的立场上，我们的视野必须比个人的好恶更宽，也必须比眼前的政治噪音更定。每一位国家元首、每一位地方市长身后，站着的都是那个国家和那座城市的人民。我们对公职的尊重，源于我们对那片土地和人民的尊重与热爱。

是时候走出大洋两岸那种镜像般的错误风险判断，也走出那种把正常合作当成“替对方长实力”的极端零和迷思了：美国总部与华盛顿应当明白，在中国与政府保持阳光交流、在市场中积极竞争，本就是美国企业保持全球成功的一部分；而国内社会也应当明白，与外国政府和国际朋友保持坦诚沟通、让中国企业走向全球，正是国家开放与自信的体现。

外面的政治风向永远会变，世界上也永远会有让人喜欢或讨厌的政治人物。但国家还在，人民还要过日子，企业还有具体的事情要做。永远不要因为对某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或者对正常沟通与合作的极端偏见，而耽误了自己真正该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