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意识形态贴标签:用信托法信义义务、发动机与刹车系统拆解国家能力、法治可预期性与官僚否决症。
- 01.被暴晒的民主:为什么政府必须做取舍,而议会只需要表态?
- 02.松开刹车,但别抢方向盘:美国伟大总统与民主的三层定义 (当前阅读)
- 03.民主不是发动机:从马斯克与《经济学人》的争论谈起
- 04.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
- 05.国家作为公共信托:从“信义义务”重读中西治理的制度逻辑
- 06.隐形的操作系统:为何法治是美国最核心的力量
- 07.休眠极权:解构现代集权国家的双层逻辑
- 08.法治是效率的引擎,而非王丹眼中的“瓶颈”
- 09.“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省城政府大楼里的一席谈
- 010.当内容标准无法统一:跨国平台治理中的中美分歧与有限共识
- 011.李约瑟问题的反转:重新审视中国创新系统
松开刹车,但别抢方向盘:美国伟大总统与民主的三层定义
美国历史上排名最高的几位总统,几乎每一位都在程序与分权上留下了最严重的越界。但他们与独裁者的分水岭,不在于有没有越界,而在于越界之后发生了什么。
用几分钟对谈拆解本文核心推演
美国历史学家每隔几年就会给总统排一次名。C-SPAN、西恩纳学院的榜单,前三名几十年没有变过:林肯、华盛顿、小罗斯福。
把这份名单和另一份名单放在一起看,会得到一个不太舒服的发现。另一份名单是:美国历史上对国会、法院和个人权利最严重的几次总统越界。两份名单上的名字,高度重合。
于是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美国最有建设性的总统,是不是恰恰对“传统民主”破坏最多的人?
这个问题我想认真拆一拆。结论先说在前面:这个直觉一半成立,一半不成立。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正是在它不成立的那一半。
一、先把“民主”拆成三层
“民主”这个词在日常使用里至少压着三层不同的东西,三层在历史上经常互相拉扯。
第一层是授权与更替:定期选举,多数授权,输了的人把权力交出去。这是最底层的东西,没有它,其余都谈不上。
第二层是程序与分权:国会掌握立法与钱袋,法院说了算的事总统不能自己说了算,总统本人也受法律约束。
第三层是法治与个人权利:人身保护令,正当程序,平等保护。它保护的是少数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在紧急状态下最先被牺牲的往往也是它。
把这三层分开之后,开头那个问题就变成了三个问题:伟大总统破坏的是哪一层?他们守住的是哪一层?垫底的总统又是在哪一层上失败的?
二、越界最多的,恰恰是排名最高的
先看第二层和第三层。在这两层上,“建设性越强、越界越多”的直觉大体是对的。
杰斐逊是美国最坚定的“严格解释派”,主张联邦政府只能行使宪法明文授予的权力。1803年拿破仑开价出售路易斯安那,他很清楚宪法里没有一个字授权总统购买外国领土。他在8月12日写信给参议员布雷肯里奇,说国会应当“把形而上学的细枝末节抛在脑后”,先批准付款,然后“把自己交给国家去评判”。六天后他又写信说:关于路易斯安那的宪法困难,“我们说得越少越好”。
杰克逊把白人男性普选推到了基本完成,第一次把总统说成是“全体人民的直接代表”。同一个人,1832年否决合众国银行续约时,宣称总统有权独立于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最高法院在伍斯特诉乔治亚州案中判定切罗基人的土地受联邦条约保护,他不予执行,任由乔治亚州把人赶走。那句“让马歇尔自己去执行”是后人编出来的,但不作为是事实。
林肯在1861年国会休会期间,单方面中止人身保护令、扩充军队、封锁南方港口、动用国库。首席大法官坦尼在梅里曼案中命令释放被军方关押的平民,林肯置之不理。他在7月4日致国会的咨文里反问:难道为了不违反这一条法律,就让所有其他法律都无法执行、让政府本身土崩瓦解吗?
威尔逊建起了联邦储备和所得税,也签署了间谍法和煽动法,数千人因言获罪。
小罗斯福在1937年提出给每一位七十岁以上的大法官配一名新任命的方案,最多可以加六席;他打破华盛顿以来的两任惯例,连任四届;1942年签署第9066号行政令,约十二万日裔被关进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公民,最高法院在是松案中以六比三维持了这项命令。
把这些摆在一起,就能看到一个清楚的规律:历史学家评分最高的那几位,几乎每一位都在程序与分权上留下了美国史上最严重的越界,其中好几位还在个人权利上留下了至今无法洗掉的污点。心理学家西蒙顿对几十年评分数据的统计也反复发现,战争年份和“伟大”评分显著正相关。
三、守住每一条程序的人,丢了联邦
再看榜单的另一头。
布坎南几乎在所有排名里都是倒数第一或第二。1860年12月,南方各州正在准备脱离,他在国情咨文里给出的立场是:州脱离联邦违宪,但联邦政府也没有权力强迫一个州留下来;联邦建立在公众舆论之上,接下来该怎么办,请国会拿主意。
从程序上看,这段话几乎挑不出毛病。他没有越过国会,没有藐视法院,没有关押任何人。
等到林肯三个月后就职,七个州已经走了。
安德鲁·约翰逊、皮尔斯这些长期垫底的总统,得到的评价也大同小异:在危机面前,拒绝使用手里的权力。
所以历史学家的评分奖励的,从来不是“守程序”。它奖励的是:在整个体系存亡的关头,有没有人敢动手;动手之后,这个体系有没有活下来,并且变得比原来更大。
问题到这里,就绕回了第一层。
四、分水岭不在越界,而在越界之后
回到三层划分,一个关键事实浮出来:排名最高的那几位,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上越界最多,却几乎无一例外守住了第一层,而且往往把第一层扩大了。
林肯打的这场仗,打到1864年秋天胜负仍不明朗。他本人在8月23日写了一份备忘录,折起来让全体内阁成员在不知内容的情况下签字。内容是:如果选举失败,他将与当选者合作,在就职日前尽一切努力保住联邦,因为新总统上任之后将不再可能做到。
11月他赢了。两天后他对前来祝贺的人说:如果叛乱能逼我们放弃或推迟一次全国大选,那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已经征服并毁灭了我们。
小罗斯福在1942年和1944年同样如期举行了选举。杰斐逊的购地由参议院批准、国会拨款。林肯中止令状,国会在当年8月追认,1863年立法授权。
把这些放在一起,伟大总统与独裁者的分水岭就不在“有没有越界”,而在三件事。
第一,公开越界,而不是秘密越界。林肯把中止令状的理由写进致国会的咨文,杰斐逊把宪法困难写在给参议员的信里。尼克松同样大幅扩张总统权力,排名却在倒数,区别在于他的越界是为了瞒住自己的选民。
第二,把越界交给事后裁决,并且接受裁决的结果。小罗斯福的法院方案被他自己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他没有再试。杰斐逊自己的理论就是这一条:总统像一个监护人,替被监护人做了一笔未经授权却有利的投资,然后交由对方事后追认,而不是事先宣称自己有这个权力。
第三,绝不动第一层。可以松开刹车,但不能把方向盘从乘客手里夺走。
用这三条标准再看杰克逊,就会发现他是这份名单里最不一样的一个。他扩大了第一层,却永久牺牲了第三层,而且从来没有把对切罗基人的越界交给任何裁决。近二十年来他在各类排名中一路下滑,说明历史学家的评价标准本身也在修正。
五、一个必须回答的质疑
写到这里,一个尖锐的读者会问:这不就是成王败寇吗?越界成功的叫伟大,失败的叫独裁。你这套“公开、追认、守住选举”的标准,是不是事后从赢家身上归纳出来的?
这个质疑值得认真回答,我想分三层说。
第一,这套标准不是从赢家身上归纳的,而是从输家身上验证的。小罗斯福的法院方案是他权力最盛时的一次失败,他接受了。这个“接受”本身就是标准的一部分,和他最后赢没赢没有关系。
第二,同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有通过和不通过的项目。小罗斯福的新政通过了这套标准;第9066号行政令没有通过。它以军事必要为名,掩盖了司法部内部与之相反的证据,事后也没有被及时纠正,最高法院直到2018年才在另一个案子里明确说当年判错了。一套标准能在同一位总统身上切出好坏,说明它不是为赢家量身定做的。
第三,杰克逊的例子恰恰是这套标准的反例而不是支持。如果标准真是成王败寇,那么扩大了普选、赢得了连任、建起了现代政党体系的杰克逊应当稳居前列。事实是他在往下掉。
六、十九世纪能划线,二十世纪越来越难
到这里,开头的问题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回答了。
最有建设性的总统,确实在程序与权利两层上破坏最多。但一个成熟的宪政体系,从来不是靠不出现这样的总统来维持的,而是靠越界之后能够完成两件事:追认,或者划线。
十九世纪的美国,这个循环运转得相当完整。杰斐逊越界,国会追认。林肯越界,国会追认,战后最高法院又在米利根案中划了一条线:只要民事法院还开着,就不得用军事法庭审判平民。
二十世纪的情形开始变化。政治学家罗西特在1948年写《宪政独裁》,把林肯和小罗斯福当作范例,论证民主国家在危机中把超常权力交给一个人并不必然是民主的失败,关键是三件事:进入的条件清楚,权力有期限,结束时权力真的交回去。
二十五年后,施莱辛格写《帝王总统》,对罗西特做了修正:危机中扩张的权力很少回到原点,每一任总统都把前任的工具当作地板而不是天花板。
再过近四十年,巴尔金和莱文森在2010年指出,现代美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个总统在危机中临时夺权,而是国会几十年来把大量紧急权力预先存进了行政部门,平时就放在那里,谁上台谁都可以用。
三个人合起来描述的,是同一条曲线:越界之后的“划线”这一步,越来越迟,越来越软。
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
美国最有建设性的总统,是不是对传统民主破坏最多?如果“民主”指的是程序与分权、指的是紧急状态下的个人权利,答案是:是的,而且不止一点。这些污点不应该被伟大的结果洗掉。关押十二万日裔公民,不因为赢了二战就变得可以接受。
但如果“民主”指的是最底层的那一件事——权力来自选举、可以被反对、可以被和平替换——答案恰恰相反。这几位在程序上最不守规矩的人,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把这一条守得最死的人。而程序上最守规矩的那位,眼看着这一条塌掉。
这大概就是宪政体系真正的考题。它考的不是会不会出现越界的总统,而是越界之后,这个体系有没有能力说“这次追认”,或者说“到此为止”。
松开刹车,有时候是必要的。
但方向盘必须一直在乘客手里。
— 姚迪
民主不是发动机:从马斯克与《经济学人》的争论谈起
继续阅读下一篇 →认知地图延伸 · FURTHER READING
同主题深度文章推荐
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
当一个社会把方向盘误认为了发动机,它就停止了前进。西方政治思想史早已警示:程序是用来保护自由的工具,而非文明动力的源泉。
被暴晒的民主:为什么政府必须做取舍,而议会只需要表态?
从近期一桩战俘秘密移交引发的议会争论谈起,剖析现代代议制中一项普遍的“责任错位”:为什么政府必须在多重利益间做艰难取舍,而议员只需挑一个角度批评?为什么在镜头与短视频的“暴晒”下,执政者往往有口难言?真正解决了复杂长远难题的时刻,靠的从来不是把麦克风开到最大,而是关掉镜头、捆住双手,让批评者共同承担真实代价。
民主不是发动机:从马斯克与《经济学人》的争论谈起
民主能够授权、传导和纠正社会力量,却不能凭空创造目标、能力与行动意志。欧洲当前的困境,或许不是民主太少,而是把民主误认为了发动机。
One essay a week on law, AI, and judgment.
Bilingual, with audio and new book chapters — straight to your inbox.
思想沙龙与读者批注 · READER SALON